文/颜凝瑞

1月27日，央视新闻报道了一则温暖而惊险的新闻：在江苏苏州一家超市，老板娘因免去顾客张晓国一元钱零头而多聊了几句，随后突发疾病晕倒。顾客张晓国在120调度员的隔空指导下，不顾一切进行持续胸外按压，即使按断对方六根肋骨也未放弃，最终挽回了生命。

老板娘丈夫“只觉庆幸、感恩”的态度，让这起事件超越了普通的救人义举，成为一个审视我们社会如何保护善意的生动样本。

这场救援，首先是一场对“善意循环”的诠释。老板娘抹去的一元零头，是市井生活中最质朴的温情。正是这份微小的善意，无意中为几分钟后自己生命垂危时，换来了一位在场且愿意挺身而出的救助者。

这宛如一则现代寓言：我们偶然播下的善意种子，可能会在命运不可预知的土壤中，长成庇护自己的参天大树。它用一种近乎戏剧性的真实，提醒我们维系社会最基础的善意互动何其珍贵。

受助者及其家人的理解十分暖心，而这更应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共识：在生死一线的急救中，挽救生命是绝对的第一要义。施救中产生的必要损伤，是现代医学与伦理所能接受的代价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一共识在中国不仅有道德共鸣，更有坚实的法律支撑。

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四条确立的“好人条款”，明确规定“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。”这短短一句话，为每一位像张晓国这样的普通人撑起了法律的“保护伞”。

它从制度层面宣告：法律坚定地站在善意的救助者这一边，只要出于救人初衷，即使造成损伤，施救者也无需担责。老板娘丈夫那句“若不是有按断肋骨的力度，很可能无法苏醒”，是来自受助者最朴素的伦理认同；而“好人条款”，则是来自国家制度对这份认同的刚性背书。二者的结合，共同构成了消解施救者后顾之忧、鼓励见义勇为的双重基石。

当然，法律保障旨在破除“不敢救”的疑虑，而要从根本上提升社会急救的成功率，还需解决“不会救”的难题。张晓国依赖调度员远程指导完成高难度抢救，其勇气可嘉，过程却惊心动魄，这恰恰映照出公众急救技能普及的紧迫性。

一个成熟的社会，其安全感不仅来源于法律对善意的保护，更来源于公民身上所具备的自救与互救能力。

只有当心肺复苏术等急救技能像消防演练一样成为公众常识，更多的“张晓国”在关键时刻，才能从依靠本能与勇气的冒险一试，转变为凭借知识与训练的从容施救。这需要将急救教育系统地嵌入国民教育体系、社区生活与职场培训之中。

超市里的这个故事之所以超越了个体命运的转折，正因为它像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到了法律、伦理与技能培训如何共同编织一张生命的安全网。

这张网的每一个绳结，都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对“明天”的信心——相信善意不会被辜负，相信规则值得信赖，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在危难时刻能被温柔且有力地接住。